成意隔间告诉你办公室隔间的秘密，电话、打字机、等级严密的隔间到最新的办公室景观设计，现代企业通过办公室设计对白领的上班行为进行控制。

你如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工作场所——这是尼基尔·萨瓦尔(Nikil Saval)在《隔间：办公室秘史》(Cubed: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)中探讨的一个重大主题。实际上，办公室的历史毫无“秘密”可言；从美国内战起，随着白领队伍的壮大，经理们和设计师们经常讨论员工们应该坐在哪里，应该用什么样的办公桌，他们周围的墙壁和窗户应该是怎样的。萨瓦尔是《n+1》的编辑，他写的不是秘史，而是更有趣的东西。他把直白的事实描述与各种文学、文化和政治洞察融合在一起，让他讲述的故事更黑暗，不枯燥。

19世纪末之前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白领阶层。大多数办公室都很小，最多雇佣几十名员工来为经理和合伙人服务；甚至连大工厂都可能是精简运营。办公室本身通常是亲密的、非正式的场所，员工和合伙人坐得很近，甚至可能是挨着坐。每个人都处理所有事务；通过口头交流而非文件备忘录就能把工作完成。萨瓦尔根据赫尔曼·梅尔维尔(Herman Melville)的故事《录事巴托比》(Bartleby the Scrivener)进行的绝妙分析，发现这绝不是幸福的天堂，而往往是亲密的暴政。另外，当办公桌连在一起时，把衣衫寒酸的穷人与富足的成功人士分开的界线就更加明显。不过，“人们认为，虽然低级职员和合伙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，但也是可以轻易克服的。”

萨瓦尔的故事本质上是关于这个办公室王国变得更大、组织更严密时会发生什么。实际上，当办公室变成由内部分工主导的官僚机构时，美国梦就褪色了，虽然在仪式上它仍被拿出来炫耀。国家铁路和煤炭钢铁业引领了这方面的变革，它们需要成百上千名专业服务工作者，而不是一小群全能职员。

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，萨瓦尔陈述了电话和打字机的出现如何助长了这一变革，把办公室文化从口头文化变成了书写文化：电话迫使人们记录下遥远的、没有人情味的交流；打字机的出现使得这么做成为了可能。在很多不停膨胀的美国城市里，向外扩张变得越来越困难、昂贵，于是建筑物向上发展。一开始，设计师们对于19世纪末耸立起来的钢筋结构的高层建筑该如何组织内部空间，毫无头绪。萨瓦尔说同样也属于新生事物的立式档案柜变成了“隐喻意义上的办公室”，大楼的每一层像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堆积起来。这是一个巧妙的想像，甚至可以变成现实。

工效设计师弗雷德里克·泰勒(Frederick Taylor)是这种组织结构的罪魁祸首。他想对办公室工作进行改造，让它变得和工厂里的体力劳动一样高效。这就体现为组织严密的工作场所：在开放空间里为低级职员设计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桌子；为中级职员设计几乎相同的隔间；为高层的少数几个人设计有个性的办公室。但是“二战”结束时人们已清楚地发现，组织严密的办公室可证明是弄巧成拙；那时候，工业分析师埃尔顿·梅奥(Elton Mayo)和其他人已经证明，整齐的文件柜式办公室实际上适得其反，令人压抑，使人消极，因此降低了工作效率。

萨瓦尔生动地描述了极少数有远见的建筑师们的设计，他们努力想让工作场所人性化。例如，弗兰克·劳埃德·赖特(Frank Lloyd Wright)1906年设计的拉金行政办公楼(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)，它位于水牛城，带一个采光很好的中庭，这是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作品之一；1958年完工、米斯·范·德·罗厄(Mies van der Rohe)设计的纽约西格拉姆大厦(Seagram Building)，几乎是高度现代主义能够想到的最美的办公环境。但是如果设计师不是个天才的艺术家/建筑师，客户不是格外开明，那我们在程式化的工作场所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选择呢？人性化办公室的本土形式是什么呢？

现在这个问题也许比半个世纪前更复杂，因为白领公司的工作在过去两代中已经发生了转变。公司晋升体系——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体系里升职、降职，或者至少保持原位——不复存在；代替它的是一个更灵活的组织结构，它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是短期的、暂时性的。例如，根据我的计算，1965年的白领工作者平均一生换四至五次工作，而如今，他们一生中很可能会为十几家公司工作。即使他们在一家公司呆了很长时间，也很可能会随着企业的左右摇摆而做不规则移动。人们常说，公司里的固定身份已不复存在。即便如此，这意味着员工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至少是被打乱了。

那个可能改善这种情况而不是让其变得更糟的设计，让萨瓦尔有点困惑，他的反应是正常的。建筑的改造力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人们尝试过“办公室景观”，也就是把大群人混合在一起；还尝试过“热桌”和“电子脐带”，它们让人们不必通过固定的办公室或办公场所也能联系起来。像硅谷的谷歌园区这样的办公园区的规划者,创造了一种类似现代公司小镇的东西，它把工作和休闲结合起来，提供健身房、高档餐厅、医生和日托所。这种解决方案的一个问题是，这些功能性的便利设施使得人们呆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了。从批评的角度看，它们组成了一个让人屈服的建筑群。

萨瓦尔认为，白领工作者应该以某种方式反抗，但是在寻找解决方案时，他不再是在书写历史，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。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他写这本书是受到了激进的社会学家C·赖特·米尔斯(C. Wright Mills)1951年的伟大著作《白领》(White Collar)的启发。在《隔间》的结尾，启发萨瓦尔的具体原因已然明了：米尔斯担心白领工作者是被压迫的阶层；因为他们抗拒工会，相信美国梦，所以他们是被动防卫。他们可能幻想着毁掉办公室，但是没有为自己的愤怒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。在萨瓦尔看来，工作者必须停止像众所周知的循规蹈矩的人或者不愉快的“组织中人”那样思考。

办公室的建筑样式与组织中产阶级有关吗？萨瓦尔采访了一些激进的办公室建筑师，比如弗朗西斯·达菲(Francis Duffy)。萨瓦尔还离开美国去考察荷兰在组织工作流程方面的一些实验。设计顾问埃里克·费尔德亨(Erik Veldhoen)给他提供了一些直率的建议：“你知道卡尔·马克思(Karl Marx)吗？他现在得活过来。”萨瓦尔够成熟，没有接受这个建议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他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吸引人的东西。或许，如果工作者在考虑如何控制工作场所，那他们将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工作本身——但是萨瓦尔采访的专家都没能提供令他信服的建议。

对这本书来说，这个结局不能令人满意，却最为诚实。《隔间》读起来令人愉快：文字优美，结构清晰。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——包括男人和女人——清醒的时间大半是在办公室度过的，所以它也是一项重要探索。